自首认定的82条裁判规则（一）

目录

 一、自动投案型自首认定的13条裁判规则

犯罪后到公安机关了解案情，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不属于自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1期》第131号  

明安华抢劫案   

被告人明安华向其继父李冬林要钱，李未给，明安华十分恼怒。次日凌晨，明安华手持铁棍，翻窗进入李冬林的卧室，再次向李要钱，遭到李拒绝，即用铁棍将李冬林击打至重伤，并将保险柜内的6.3万元现金拿走后逃至湖北省竹溪县。被告人明安华逃至湖北省竹溪县后，将其“打人拿钱”一事告知了其朋友王胜兰，王劝其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明安华因不知道李冬林是否死亡，便化名“李阳”，到竹溪县公安局了解李冬林是否死亡，竹溪县公安局根据某市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将明安华抓获，经讯问，明安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明安华以暴力强行占有他人合法财产，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被告人明安华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明安华不服，向该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明安华上诉称：在外逃期间到公安机关投案，供认了犯罪事实，应定为自首。

该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认为，上诉人明安华虽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多年并参与了家庭经营活动，但其本人仅为家庭成员中的经营者。明安华深夜入室，采取暴力手段抢劫父母的财产，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数额巨大，抢劫中致人重伤，本应依法严惩，但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对上诉人明安华从轻处罚。明安华在外逃期间，竹溪县公安机关已掌握其犯罪事实，其到公安机关的目的并非去自动投案，虽在被讯问中供认了犯罪事实，但不符合自首的条件。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行为人是以投案为目的主动来司法机关的，无论司法机关是否已掌握了其犯罪事实，是否已决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均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在本案中，在明安华到湖北省竹溪县公安局之前，竹溪县公安局已收到了某市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已掌握了其犯罪事实，如果明安华到竹溪县公安局后说明是来投案的，因其随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然而，明安华到公安机关的目的并不是投案，而是了解被害人是否死亡。竹溪县公安局根据某市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将明安华抓获后，虽然明安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因其欠缺自动投案这一条件，故不能认定为自首。

为抢救被害人而未能自动投案，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本人罪行，虽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应当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0期》第243号  

李满英过失致人死亡案

2001年11月9日18时许，被告人李满英无证驾驶一辆无牌号摩托车，在华北石油天津物资转运站大院内行驶时，将正在散步的张岳琴撞倒。李满英随即同他人将张岳琴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李满英在医院内被接到报警后前来的公安人员抓获。

西青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满英无证驾驶无牌号摩托车，在非公共交通范围内，撞倒他人，致人死亡，且负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李满英在事故发生后，为抢救被害人而未能自动投案，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本人罪行，虽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应当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且李满英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鉴于此，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李满英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天津高院认为，本案被告人是在医院被公安人员抓获的，显然不属于自动投案。但被告人辩称其本有准备投案的意愿，只不过因忙于抢救被害人而没来得及投案即被公安人员在医院抓获。对此能否视为准备投案呢?我们认为，认定准备投案，应当具有可供查实的投案的准备行为，或者具有准备投案的意思表示。本案被告人在送被害人到医院抢救后，应该说是有时间和条件先行电话投案或委托他人投案的，但其没有实施任何投案的准备行为，也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准备投案。因此，仅凭其辩称有准备投案的内心意愿，尚不足以认定其准备投案。故本案不能认定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由于本案被告人具有为减轻犯罪后果，积极抢救受害人以及到案后如实供述的行为，故在量刑时应当酌情予以考虑。

被作为“目击证人”带回公安机关的，非其主动到案，且不主动如实供述罪行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4期》第347号 

乌斯曼江、吐尔逊故意伤害案

因艾山江硬劝其喝酒，乌斯曼江遂对艾山江进行殴打，并致使艾山江瘫倒在地上被他人抬到床上。次日他人发现艾山江死亡并报警。经鉴定，被害人艾山江系在醉酒状态下遭受钝器打击，致创伤性休克引发多器官功能不全死亡，醉酒加速其死亡。案发后，乌斯曼江被公安机关以“目击证人”身份带回接受询问，在前两次的询问中未交代自己伤害艾山江的行为，后公安机关将其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后交代了殴打被害人艾山江的基本事实。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乌斯曼江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乌斯曼江是被作为“目击证人”带回公安机关的，并非其主动投案；被告人乌斯曼江也没有将伤害被害人艾山江的行为如实向公安机关讲明，而是在公安机关掌握了两位目击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死亡原因之后才供述的，其行为不构成自首。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乌斯曼江有期徒刑十二年。

侦查人员让归案被告人去协助抓获其他被告人，在公安人员对归案的被告人失去控制的情况下，被告人自动投案，就应认定其具有投案行为，如果能够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就应认定其具有投案自首情节。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7期》第373号  

梁国雄、周观杰等贩卖毒品案

刘育明、黄国柱均系贩毒人员，刘育明被抓获后为配合公安人员抓获黄国柱及缴回毒品，经公安人员安排，用手提电话与黄国柱取得联系，假称其朋友要买1块海洛因约黄国柱在深圳市黄贝岭牌坊见面。公安人员遂带刘育明到约定地点进行布控。当黄国柱驾车来到约定地点后即让刘育明上车并立即驶离，脱离了公安人员的控制。刘育明与黄国柱见面后，黄国柱将1块海洛因交还给刘育明，刘育明即带海洛因到深圳市刑警支队投案。交回的海洛因经鉴定，净重540克，含量为100％。公安机关根据刘育明提供的黄国柱的手机号和黄的活动情况调查，于同月11日中午，查明了黄国柱的住处，经对其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海洛因4块，经鉴定，净重2710克，含量为100％；咖啡因6包，净重4900克。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育明将毒品卖给其他贩毒分子，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刘育明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减轻处罚。被告人刘育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育明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人赵海祥且在公安人员对其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带着540克海洛因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提供了同案人的住处及活动情况，使得公安人员从同案人的住处查缴海洛因2710克，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情节，依法应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规定，并未对何时才能投案予以时间上的限制。已经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实施投案行为，已经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脱逃后也可实施投案行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不同种罪行，也可以投案自首论处。因此，实践中不论是侦查人员让犯罪嫌疑人去协助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还是该犯罪嫌疑人脱逃，只要其能够再到司法机关投案，就应认定其具有投案行为，如果能够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就应认定其具有投案自首情节。因此，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刘育明的行为构成投案自首是正确的。

交通事故肇事人“逃离现场”后没有立即投案，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事后投案”，虽构成事后“逃逸”，但不妨碍对其自首情节的认定。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3期》第415号  

孙贤玉交通肇事案

被告人孙贤玉驾驶重型货车违反交通信号灯规定行驶，与骑自行车行驶的被害人张某某（该自行车后载被害人徐某某）相撞，造成被害人徐某某当场死亡、张某某受重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事故责任认定，被告人孙贤玉是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过错方，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人孙贤玉肇事后，曾拨打电话报警，并将被害人张某某扶至路边，后弃车离开现场。次日下午，被告人孙贤玉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贤玉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孙贤玉在肇事后虽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报警的行为，但随后即弃车逃离现场，且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应当认定其有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鉴于孙贤玉系自首，依法可予减轻处罚。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孙贤玉有期徒刑二年。孙贤玉上诉提出，其向公安机关报警后因害怕遭被害人一方殴打而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不属“逃逸”行为，原判量刑过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孙贤玉关于其离开肇事现场原因的辩解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定其具有逃逸情节并无不当，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告人最终选择了在亲属的劝说陪同下投案自首，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虽然因时隔一天，不能算“立即投案”，更不能否定“逃逸”情节，但这并不妨碍对其自首情节的认定。法院根据其自首情节，而且充分考虑到其肇事后毕竟实施了一定救助行为，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准确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掌握了一定犯罪证据并将其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侦查机关以侦破刑事案件为目的，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行政违法行为将其行政拘留，犯罪嫌疑人在行政拘留期间交代自己犯罪行为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9期》第468号  

沈利潮抢劫案

被告人沈利潮以图财为目的，用木棍击打废品收购站的周荣富、周阿菊夫妇，致二人死亡，后劫得手机一部、现金40925元、金耳环一副。桐乡市同福派出所接到周阿菊弟弟周兴民报案称．姐姐周阿菊、姐夫周荣富携带巨额现金外出，后一直无法联系，怀疑被害。警方通过技侦手段和对周荣富相关联系人的调查，发现沈利潮与周荣富曾同时在案发现场出现过，认定沈有作案嫌疑，随即通知沈到侦查机关接受询问。沈利潮无法讲清其在周荣富、周阿菊夫妇被害当天的行踪，也不交代其犯罪行为。在调查中，警方发现沈利潮有赌博的违法行为，即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在行政拘留期间，公安机关进一步采取侦查措施，促使沈利潮以自首书的形式向警方供称两被害人系其与“两个江苏兴化人”为劫财而共同致死的情况，并提供了亲笔所画的埋尸现场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沈利潮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沈利潮在罪行尚未被侦查机关明确掌握的情况下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但鉴于沈利潮抢劫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故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沈利潮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沈利潮不服，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案发后，侦查机关通过有关侦查手段确定沈利潮有作案嫌疑而通知沈到侦查机关接受调查，故沈利潮不具备投案的主动性，不符合自首条件，原判认定其有自首情节不当，应予纠正。原判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尽管被告人沈利潮在未被侦查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前，主动递交了自首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表面看来似乎符合自首的要件，但从案件的整个侦破过程来看，其是在侦查机关以侦破案件为目的已对其进行人身控制的情况下才交代其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被告人虽然没有直接去公安机关投案，但在看到公安人员后主动说出自己的身份，并明确说要自首，已经有了投案的具体言行表示。投案后在亲属围困、阻挠抓捕的情况下，虽然没有主动劝阻亲属，但也没有脱逃，主观上并无逃跑或抗拒抓捕的意思表示，客观上也没有实施配合家人阻挠抓捕的行为，只是态度有些消极不影响其自动投案的成立。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2期》第598号 

 张东生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张东生以被害人魏慧多次欺骗自己为由与之发生争吵，后持砍刀冲魏慧头部及上肢连砍数刀后逃离现场。魏慧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张东生被公安机关锁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后，在返回其家的胡同口被公安人员抓捕时称：“我是张东生，我要自首。”当其家人不配合公安人员工作时，张东生没有任何劝阻言行。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东生持械故意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予严惩。根据公诉机关当庭所出示的证据，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张东生有自首情节及被害人有过错的意见不能成立。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东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东生及其辩护人以张东生有投案自首情节等为由提出上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张东生不能正确处理个人情感问题，持刀行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应依法严惩。张东生及其辩护人所提有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经查，张东生的行为不具备自首的条件，所诉有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张东生不能正确处理个人情感问题，持刀行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残忍。但被告人张东生被公安机关锁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后，在返回其家的胡同口看到前来抓捕的公安人员时称：“我是张东生，我要自首。”当其家人不配合公安人员工作时，张东生没有任何劝阻言行。根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被告人张东生的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被告人张东生投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其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虽然当时公安人员未对被告人采取讯问或办理拘留、逮捕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手续，但公安机关已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并派专人在病房看守、控制，已对被告人的人身实施了实际控制，被告人此时的状况应当视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即使被告人醒来后有自动投案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其也不具备自动投案的客观条件。因此，从客观条件看，也不能认定周元军的行为系自动投案，但如实供述后，可酌情从轻处罚。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0期》第701号  

周元军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周元军杀害妻子和岳母后潜逃，后因畏罪触电自杀，被人发现后报警并送医院抢救。民警接到“有人触电自杀”的报案后赶到医院，经组织辨认确认该触电自杀男子系周元军后，遂安排专人（便衣）守候在病房内对其实施控制。周元军被救醒后即告知在场人员自己的身份及杀害妻子和岳母的情况。

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元军因婚姻家庭纠纷，故意持刀刺杀他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罪行极其严重。虽然周元军苏醒后如实告知在场人员其杀人的事实，但公安机关此前已掌握其基本犯罪事实并对其予以了实际控制，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被告人周元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周元军及其辩护人上诉称：周元军苏醒后即告知在场人员自己的身份，供认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岳母，且其当时不知道自己被控制，从周元军的主观心态上看，完全具备自动投案的主观意愿，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其后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周元军苏醒后如实向在场人员交代犯罪事实时，公安机关已掌握其犯罪事实，且已对其人身予以实际控制，周元军的该行为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故其不具有自首情节。周元军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原判对其量刑适当。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本案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周元军的行为虽不构成自首，但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认罪、悔罪表现，不宜判处周元军死刑立即执行，故对周元军的死刑判决不予核准，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后认为，考虑到本案因为婚姻、家庭矛盾引发，被告人周元军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对其判处死刑可不必立即执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周元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控制后，经允许脱离控制，又按指令自行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不符合自首中“自动投案”的时间特征，不属于“自动投案”，不成立自首。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93期》第880号  

杨金凤、赵琪等诈骗案

2011年至2012年3月9日间，被告人杨金凤招聘、雇用被告人赵琪、卢鹏、赵伟军等人，以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燕丹村七星路北京百佳联合企业管理中心楼为据点，以“中国民营经济促进会”和“中国民营企业联合管理会”的名义，编造了“第三届民营经济发展创新论坛”颁发优秀民营企业家、优秀民营企业奖项的虚假事实，并拨打电话销售自制的牌匾、证书，以工本费、档案管理费、手续费、宣传费、人会费、大会组织费、评选费等名目，骗取被害人刘友等人人民币共计152万余元。2012年3月9日，杨金凤等18名被告人在上述地点被公安机关抓获。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金凤、赵琪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等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依法均应惩处。杨金凤、赵琪所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杨金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一审宣判后，赵琪提出上诉，认为其具有自动投案的情节，且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昌平区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2年3月9日下午，侦查人员接到举报称北京百佳联合企业管理中心楼内有电话诈骗行为后，前往该公司楼内将正在实施诈骗的相关人员全部控制，此时杨金凤以其孩子在幼儿园无人接其回家为由，请求侦查人员允许赵琪代其接孩子回家，侦查人员同意后，明确告知赵琪涉嫌诈骗罪，代杨金凤接完孩子后必须回到现场接受调查。赵琪接完孩子后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回到案发地点接受讯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赵琪的上述行为不符合法律关于自动投案的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犯罪嫌疑人投案的行为只有发生在其“被办案机关控制”之前，才能认定为自首中的“自动投案”。本案中，赵琪的投案行为发生在“被办案机关控制”之后，故赵琪的投案行为不成立自首

犯罪后自杀又自行报案或投案的，构成自首。

张军、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自首、立功司法解释案例指导与理解适用》   

吴金伟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吴金伟与被害人吴秀丽系恋人，吴金伟数次到吴秀丽家提亲，均因吴秀丽父毋要求吴金伟当上门女婿未成。吴金伟遂起杀人之念，一日吴金伟拦截骑车出行的吴秀丽及其姐姐，用刀刺吴秀丽、昊燕丽，致二人当场死亡。后吴金伟骑摩托车逃跑并服下甲胺磷药后，用手机拨打“110”报案。公安干警接报后赶至现场将吴金伟送往医亡农院抢救吴金伟脱险后如实供述了杀人事实。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吴金伟作案后打“110”报案，并表示要投案，归案后一也能如实交代罪行，虽可认定为自首，但吴金伟为泄愤连杀两人，其中被害人昊燕丽还有身孕，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故不足以对其从轻处一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吴金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吴金伟提出上诉，称原判量刑过重。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金伟为报复而持刀连续捅刺他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在犯罪后虽有自首情节，但其杀死两人，其中一人还有孕在身，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即使归案前有自杀行为，只要其翻然悔悟，自杀后又投案，或者报案后包括打电话后等待公安人员到来的，均可视为自动投案，如果还同时具备如实供述罪行的条件，就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自首。 本案中，吴金伟行凶后喝农药自杀，后又打电话给“110”报警，明确说明自己杀人了，要投案，并报告了自己所在位置，公安人员赶到时其已昏迷，经抢救苏醒后一直供认罪行，故认定其行为构成自首是正确的。但由于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过于严重，故其虽有自首情节也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自动投案并在公安、检察机关如实供述罪行的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拒绝回答讯问的，仍应认定构成自首。

《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6期   

金万春故意杀人案

一审(2006)怀中刑一初字第46号

复核(2007)湘高法刑复字第25号

被告人金万春与被害人金万早的哥哥金万松在开会时发生纠纷，金万春将金万松打伤。之后，金万春因医药费赔偿与金万早发生口角而对金万早兄弟怀恨在心。一日，金万春遇见金万早，便对其进行言语挑衅，后双方扭打在一起。在扭打过程中，金万春用事先别在腰上的一把尖刀，对金万早的肩膀砍了两刀，金万春在准备继续用尖刀捅被害人金万早时，被现场群众制止后逃离现场。金万早经抢救无效死亡。潜逃在外的被告人金万春到新化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被告人金万春以法庭未通知其家人到庭为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审判长告知被告人要想法院认定其有自首情节，除了被告人自动投案，还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就包含接受法庭的裁判，否则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被告人仍不说一句话，经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分别多次向其宣传法律后，被告人仍然不开口说话。因被告人在法庭上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不再请求法庭认定被告人的自首情节。

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金万春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判处死刑，考虑到被告人作案后能向公安机关投案，且在公安、检察机关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行为人因涉嫌犯罪被取保候审，期间又被公安机关发现还有余罪，在被公安机关传唤后拒不到案并逃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余罪，就余罪应当认定为自首。

《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18期  

孙均涛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案

一审 （2011）甬北刑初字第138号

二审（2011）浙甬刑二终字第209号

2008年9、10月份薛传至为报复被害人徐朝平，通过高明找到被告人孙均涛和刘胜东四人商定，由薛传宝出钱雇佣孙均涛、刘胜东对被害人徐朝平实施殴打。孙均涛、刘胜东用捡到的砖头击打被害人徐朝平的头部致其倒地昏迷，构成轻伤。

被告人孙均涛因涉嫌犯非法拘禁罪于2008年12月3日被宁波市公安局郸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决定取保候审。期间，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在侦查中发现被告人孙均涛涉嫌其他共同犯罪案件，遂通过郭州公安分局联系孙均涛，孙均涛经传唤拒不到案。江北公安分局因此于2009年6月22日将其列为网上逃犯。后被告人孙均涛于2010年11月3日到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投案，如实供述了伙同他人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他人的犯罪事实。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经认为，被告人孙均涛因涉嫌犯非法拘禁罪受到公安机关讯问，并被取保候审，期间违反相关规定逃匿，虽自动归案，其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自首认定的规定，不能认定其对非法拘禁犯罪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孙均涛脱保后在被公安机关追捕期间自动到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伙同他人故意伤害的犯罪事实，故对其故意伤害犯罪可视为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孙均涛不构成自首提起抗诉。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孙均涛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后，又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投案具有主动性;在主观上又愿意接受审判，其行为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并不影响自首的认定。

犯罪嫌疑人因合理怀疑而被带至公安机关进行有针对性的盘问时，犯罪嫌疑人到案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被动性，而其在已经难以脱离公安机关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供述的，由于缺乏自动投案的要件，故不能成立自首。

《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24期  

李云龙等抢劫、故意杀人案

一审（2009）一中刑初字第119号

二审（2010）津高刑一终字第11号

复核审(2011)刑一复19239823号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云龙纠合蔡俊星、蔡俊涛等人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灭口又行凶杀人，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李云龙被传唤到公安机关后，如实供述公安机关尚不掌握的抢劫、杀人犯罪事实，其行为可视为自首。但鉴于李云龙系提起犯意、组织、指挥者，且系抢劫、杀人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李云龙不服判决，以原审对故意杀人的过程认定不清，且又系自首，原审没有对其从轻减轻处罚，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云龙是在公安机关已经发觉其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被带至公安机关接受有针对性的询问后如实供述的，其到案不具有主动性，不构成自首，裁定驳回李云龙的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对李云龙的罪行已经有所发觉，且李云龙到案具有强制性，不属于自动投案，其供述不是自首而是坦白。

二、准备投案型自首认定的5条裁判规则

仅有投案的意思表示（明示或默示），而无实际的投案行为或者不能证明确已准备投案，就不能认定为自首；被告人家属有积极规劝行为并主动报案的，可以适当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4期》第153号  

计永欣故意杀人案    

2000年3月1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计永欣向被害人林向荣借钱，双方发生争执、厮打。在厮打过程中，计永欣用烟灰缸、菜刀等击、打、砍林向荣头颈，致林向荣当场死亡。之后，计永欣进入林的卧室，搜得人民币5100元及部分衣物逃离现场。后计永欣逃至其舅家，告知其舅杀人情形。其舅劝计永欣投案自首，计表示同意。其舅担心计永欣反悔，于当晚让计的舅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遂将计永欣抓获归案。计永欣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其杀人事实。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计永欣因借钱不成，与被害人林向荣发生争吵、厮打，在厮打中将被害人林向荣杀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严惩。鉴于被告人计永欣作案后能在亲属的规劝下投案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计永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大庆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计永欣系不具有投案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自首；原判量刑畸轻为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定罪不当，应为抢劫罪。原审被告人计永欣在亲属规劝下，虽同意自首，但并无自动投案行为，且其在被捕时报假名、假地址，旨在逃避法律制裁，不能认定其自首。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计永欣的杀人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但二审以抢劫罪定罪不当，应予纠正。鉴于计永欣的亲属在计永欣作案后积极规劝其投案自首，并主动到公安机关报案，计永欣归案后亦能坦白其犯罪事实，故对被告人计永欣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本案中，被告人计永欣案发后逃至其舅家，将其杀人的情况告诉了其舅，其舅劝说计永欣投案自首，计表示同意。后其舅担心计永欣反悔，背着计永欣让计的舅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遂将计永欣抓获归案。计永欣虽有投案自首的意思表示，但并未直接到公安机关投案，也未委托其亲属代为投案，其亲属报案后也未送其投案，故按照法律的规定，计永欣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根据本案的情况，对被告人虽不认定为自首，但对于被告人的亲属能够积极规劝被告人投案自首，并主动报案，被告人在归案后又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情形，人民法院也应当通过审判给予充分的肯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政策的感召力，才能争取犯罪分子的亲属，取得更佳的社会效果。

犯罪嫌疑人准备投案，但由于客观原因，本人及代为投案人未能与司法机关联系上，后被抓获的也可视为自动投案。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7期》第191号 

 薛佩军等盗窃案

刘继昌、徐建军均为吸毒人员。刘继昌得知张敢处有毒品，即与徐建军商量将该毒品盗走。徐建军找薛佩军让其找人帮助实施盗窃，为此薛佩军找到刘磊和李双彬(在逃)。2000年9月13日20时许，刘继昌、徐建军、薛佩军、刘磊、李双彬在北京市首都国际机场飞行员宿舍208室内，盗走张敢存放此处的耐克牌蓝色旅行包1个，内有安非他明类毒品MDA药片4万余片，总计10余千克，及密码箱(价值人民币400元)1个(内有快译通掌上电脑1个，价值人民币930元)。毒品已起获并没收。被告人薛佩军在投案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薛佩军有一定立功表现，被告人薛佩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薛佩军不服，提出上诉。理由是：其不明知是参与盗窃，也不明知盗窃的是毒品，且其有自首、立功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薛佩军不明知盗窃的是毒品，其主观上不存在非法占有毒品的目的，且系本案从犯，又具有自首、立功情节，毒品未流人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一审判决量刑畸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薛佩军犯罪后主动与公安人员联系未果，后又委托他人与公安人员联系，准备投案，后被抓获，其行为属于在投案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捕获，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且其投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自首，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准备投案”不能仅是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纯心理活动，必须有一定的言语或行为表现来进行佐证。至于是否必须要有行为表示，则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仅有愿意投案的言语表示，而时间和条件又允许，却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一直无任何去投案的行为迹象，就难以认定属于准备投案。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0期》第476号  

赵春昌故意杀人案

2006年1月31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赵春昌酒后到本村李卫东的小卖部去玩，与正在打扑克的李梅菊发生口角，赵春昌遂拿起灶台上的一把菜刀，照李梅菊头部连砍数刀，李梅菊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学鉴定，李梅菊系他人用“菜刀类”锐器多次砍击造成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

另查明，被告人赵春昌作案后四处躲藏、逃窜。其间，河南警方给赵春昌之妻韩志云做工作，要求韩协助公安机关抓捕赵春昌或者规劝赵春昌投案自首，韩志云允诺并于2006年2月3日赶到其娘家吉林省辽源市。2006年2月8日河南警方根据韩志云提供的地址，到辽源市山湾乡赵春昌的岳母盛秀兰家，要求盛秀兰及其家人协助公安机关抓捕赵春昌或者规劝赵春昌投案自首。2006年2月9日凌晨3时许，赵春昌逃至盛秀兰家，其妻韩志云遂给赵春昌做工作，规劝赵投案自首，赵春昌同意投案，韩志云遂将此情况电话报告给河南警方，河南警方即通知辽源警方。同时，盛秀兰亦安排儿媳李书芳报警，并到村口带领随后赶到的辽源警方来家中将赵春昌抓获归案。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春昌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虽有自首情节，但不予从轻处罚。被告人赵春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赵春昌不服，以被害人有过错，其有自首情节，量刑重为由提出上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赵春昌仅因琐事即公然持菜刀杀死一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犯罪手段凶狠，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鉴于被告人赵春昌有自首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准备去投案”表明主动、直接的投案行为尚未开始，只是在为投案做准备工作，而“正在投案途中”则表明投案的行为已经开始，即已经启程前往特定机关投案，只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距而尚未完成投案即被抓获。被告人在被公安机关抓获时并未准备去投案，也不是在投案途中，不构成自首。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9期》第811号  

赵新正故意杀人案

2009年11月30日8时许，被害人马西滨向被告人赵新正催要欠款时，二人发生争执，赵新正持匕首朝马西滨胸部等处捅刺数刀，致马西滨当场死亡。之后，赵新正将马西滨的尸体肢解并抛于渭河中。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新正持械杀死被害人马西滨，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赵新正杀人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应予惩处。对赵新正及其辩护人所提赵新正有自首情节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赵新正被抓获时，公安人员从其身上提取到其于2009年12月1日书写的“投案自首情况说明”，但2009年12月3日3时许，公安人员在和赵新正通话，敦促其投案时，赵新正并未明确表示其要投案，且当日18时许，公安人员在西安市将其抓获后，其也未供述自己准备投案，故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赵新正系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不能认定其有自首情节。据此，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赵新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赵新正上诉，提出其有自首情节，请求从轻处罚。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关于赵新正的上诉理由，经查，虽然赵新正在被抓获时从其身上提取到其书写的“投案自阿情况说明”，但公安机关出具的“敦促赵新正投案自首的证明”及证人徐德仓的证言均证实赵新正尚无投案自首的准备，不能认定其有投案自首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准备去投案”表明主动、直接的投案行为尚未开始，只是在为投案做准备工作，而“正在投案途中”则表明投案的行为已经开始，即已经启程前往特定机关投案，只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距而尚未完成投案即被抓获。被告人赵新正在被公安机关抓获时并未准备去投案，也不是在投案途中，不构成自首。

对“准备投案”的认定，应当强调的不仅仅是被告人的心理活动，更重要的是已经为投案实施了一定的准备活动，客观行为已经能够清楚地反映准备投案的主观心态。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3期》第1078号  

徐勇故意杀人案

2013年9月1日19时许，被告人徐勇与其表兄陈文贤饮酒时，因陈文贤怀疑徐勇此前想偷陈文贤妻子的电瓶车，二人发生争执并扭打。陈文贤持啤酒瓶击打徐勇头部，徐勇遂拔出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刺陈文贤胸、腹部数刀，致其右心房破裂而失血性休克死亡。后被告人徐勇作案后在亲属的规劝下，表示先回家与妻子告别再去投案，但回家后即醉倒，其亲属主动报案后，协助公安人员将昏睡的徐勇带至公安机关。次日，徐勇醒酒后即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勇持刀连续捅刺他人要害部位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害人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且徐勇犯罪后有投案意思表示并确已准备去投案，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徐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告人徐勇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勇作案后回家途中，姐夫刘俊及外甥媳妇陈选洪均打电话劝徐勇自首，徐勇称先回家与妻子陈红燕告别再去投案，关于此节相关证人证言及徐勇的供述可相互印证；徐勇回家后因酒性发作，未来得及安排善后即醉倒昏睡，此时刘俊报案并带领公安人员赶来；公安人员赶到徐勇家时，发现徐勇烂醉如泥，陈红燕称本想用三轮车送徐勇去投案，但力气不够，公安人员遂将徐勇带回派出所，徐勇醒酒后即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可见，徐勇作案后准备回家与家人告别后再去投案，有准备投案的客观行为，而且此行为系为投案解除后顾之忧、安排后事，属于与投案相关的必要行为，徐勇醒来后即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其投案意愿是明确的、连续的，以上事实除徐勇的供述外，还得到了其亲属和公安人员证言的印证。故一、二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认定徐勇的行为属于“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并结合其如实供述罪行，而依法认定为自首，是正确的。

三、传唤型自首认定的3条裁判规则

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即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不认定为自首。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期》第059号 

庄保金抢劫案

被告人庄保金供销社江承包人罗继永赊购一包肥料，遭罗拒绝，遂晚上去罗继永店内盗窃，被罗继永发现。庄保金用块砖头猛砸罗继永头部数下，致罗昏死。然后打开罗继永店内的办公桌抽屉，劫得现金人民币2300元后逃离现场。罗继永被人发现时，已死亡。侦查人员在侦破此案、排查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发现庄保金表现反常，对其传唤。庄保金一经传唤，即供认了犯罪事实。公安人员根据庄保金的供述，到其家中查获了其劫得的现金人民币2000余元及其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

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庄保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深夜潜入罗继永的供销店内行窃，被罗继永发现后使用暴力将罗打死，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但鉴于庄保金在公安机关并不掌握其犯罪事实，仅将其作为重大作案嫌疑人传讯时，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对其行为应视为自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庄保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吉安分院抗诉称：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已将庄保金列为重大犯罪嫌疑对象，庄保金被依法传唤后不得不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不能认定自首；庄保金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一审判决对其量刑畸轻。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在二审开庭审理过程中提出：原审被告人庄保金交待之前，公安人员已掌握了其犯罪的部分证据，原审认定庄保金自首属适用法律错误。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被告人庄保金在公安机关将其列为犯罪重大嫌疑对象，依法传唤、审讯时交待了犯罪事实，仅仅是认罪态度较好，原审判决认定庄保金具有自首情节并在处刑上予以考虑不当。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件发生后，被列为犯罪重大嫌疑对象，虽一经传唤即供认罪行，但不应视为自首。庄保金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公安机关口头或电话传唤犯罪嫌疑人后，犯罪嫌疑人即主动到案的，应视为自动投案。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5期》第354号 

王春明盗窃案

2004年3月某天晚上10时许，被告人王春明在青州市造纸厂路口西鑫胜配货站门前，盗窃田永忠停放在此处的海陵二轮摩托车1辆，经鉴定该车价值1960元。同年5月份，被告人王春明在得知该车车主是田永忠后，向田永忠所要500元现金后将摩托车退还给了田永忠。同年5月14日，被告人王春明被传唤到公安机关后，主动交待了上述犯罪事实。

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春明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应予以刑事处罚。被告人王春明在接到传唤后主动归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予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春明犯盗窃罪，单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传唤与拘传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律并未将传唤包括在强制错措施之内；经传唤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后，自主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其可以选择归案，也可拒不到案甚至逃离，而其能主动归案，就表明其有认罪悔改、接受惩罚的主观目的，即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

在一般性排查询问中就如实交代罪行的，可认定为自首。

张军、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自首、立功司法解释案例指导与理解适用》 

赵渭明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赵渭明与被害人王丽华因感情纠纷多次发生争执。一日，赵渭明与王丽华再次发生争执，用双手紧扼王丽华的颈部，致其呼吸道受阻窒息死亡。嗣后，赵渭明将尸体抛人河内。群众发现尸体后报警，公安机关确认死者系王丽华后，经调查得知王丽华与赵渭明有恋爱关系，赵渭明家有妻儿，在王丽华失踪前二人曾发生争执，故传唤赵渭明。赵渭明到公安机关后即如实供述其故意杀人并抛尸的犯罪事实。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渭明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赵渭明在被公安机关传唤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可视为自首。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渭明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告人赵渭明在接受侦查机关的第一次询问时，就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而此时，侦查机关仅是依据一工作经验对其产生怀疑，但并无相应证据支持，也未达到将赵渭明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程度，询问过程中，侦查机关也没有向赵渭明出示任何客观证据，因此，赵渭明的行为表明其具有投案主动性、自愿性，具备自动投案的本质属性，且一直如实交代罪行，可认定为自首。